“大锅饭、铁饭碗”是否一定养懒汉？

编者按：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要说完全没有养懒人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齐划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毛主席说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都会有先进与落后。这是普遍现象，普遍规律。这就决定了即使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懒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难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辈人成为火红的年代，全国城乡一片热气腾腾，战天斗地、降山伏水，哪怕是严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在像安徽省小岗村那种地方的人却懒懒散散，优哉游哉，或者等着政府送救济，或者敲着三棒鼓去要饭，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但是，这些懒人的存在，不是我们的公有制决定的，也不是“大锅饭、铁饭碗”决定的，而是我们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过，这也是极少数或例外。这些极少数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体或主流，并且这些都还是可以通过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等方面来解决。

说“大锅饭、铁饭碗”是养懒汉，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既不讲事实，也不讲道理，完全是胡说一气。对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英伟和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狄金华三位学者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国营企业老工人的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可予于澄清。

这三位学者曾于2012—2013年间分别在上海、武汉、南京、北京、宁波、广州、西安以及其他地方一共访谈了近100位企业退休人员，并对获得的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与研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几乎所有（请注意这四个字。笔者注）受访者都强调，他们当时在生产中‘有积极性’或‘积极性蛮高的’、‘干劲大’或‘干活拼命’，甚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拖拉、偷懒的行为‘少得很’。”他们还指出：“多数（请注意这两个字。笔者注）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文革’前十来年表现最好。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热情尤为突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甚至包括“‘大跃进’期间，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其中，还引宁波人丰布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可高了，没日没夜干的。不讲金钱回报，也不计较时间多少。白班干完就接着干夜班......。‘大跃进’的时候最厉害了，干活干得最猛了。白天干完，晚上干，干12个小时。晚上6点干到早上6点。”[1]

最后，使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概而言之，我们的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那么，为什么退休工人的回忆，与后来的主流话语相左?”[1]这说明，过去，我们的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关于所谓“大锅饭、铁饭碗”养懒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要说完全没有养懒人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齐划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毛主席说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都会有先进与落后。这是普遍现象，普遍规律。这就决定了即使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懒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难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辈人成为火红的年代，全国城乡一片热气腾腾，战天斗地、降山伏水，哪怕是严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在像安徽省小岗村那种地方的人却懒懒散散，优哉游哉，或者等着政府送救济，或者敲着三棒鼓去要饭，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但是，这些懒人的存在，不是我们的公有制决定的，也不是“大锅饭、铁饭碗”决定的，而是我们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过，这也是极少数或例外。这些极少数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体或主流，并且这些都还是可以通过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等方面来解决。

为什么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没有或很少有偷懒的现象？这主要来自全体国人莱布尼茨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从享受“大锅饭、铁饭碗”带来的幸福感，使他们对我们党、人民政府产生的高度的信任、信赖与拥戴，对自己的企业产生的高度的认同感、归宿感以及忠诚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在他们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只有国家好、企业好，才会有我个人好”的可贵精神品质，进而也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大公无私、勤勉奉献、团结奋进、安定祥和的良好氛围。所有这些，都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才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与力量源泉。另外，还有我们党长期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倡导的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群众性活动，也对国人起了极大地教育激励作用。

至于所谓“大锅饭、铁饭碗”无法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年，我们的国人“没日没夜干的”“白班干完就接着干夜班”，一连“干12小时”，这不就是积极性吗？是的，并且还是高度自觉的积极性，是凭借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赖与忠诚而来的积极性，这是最可贵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积极性，所以，就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261.5亿元人民币（以下同。笔者注）增长到3416.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年均增长达到50%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23%。(1)在当年科学技术水平那样落后、机械化程度那样低的条件下，能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实在是很不容易、非常可贵。这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对此，研究者也不得不对媒体人及经济学家们当初的解读与宣传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如果企业职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体宣传及学界解读的那样，缺乏起码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1]

另外，我国在主要产品的具体生产方面，也有了极大的进步。50年代初期我国除了大宗农产品外，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业品都生产不了，如火柴、肥皂、煤油、铁钉等，这些不起眼、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东西都不能生产。而到了1978年，我们不仅能够生产那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可以大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电器及电子类产品等等，成了世界上上少有的工业化国家。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了3178万吨，已经超过了英、法、意，成为仅次于美、苏、日而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产量达到了10400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八产油大国”，达到了基本自给。原煤产量达到了61800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发电量达到了2565.5亿度，跃居世界第七位；(2)此外，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高科技领域，我国还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核能开发与应用及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还在有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一般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我国各项事业如此高效率、高速度的发展，不正是我们全体国人在享受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性而被激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而创造的结果吗？怎么说“大锅饭、铁饭碗”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呢？

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及和媒体人的说法，只有砸了“大锅饭、铁饭碗”，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事实怎样呢？很不幸，完全适得其反，令人非常失望。研究者们发现：改革初期承包制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人事流动机制，厂领导对工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厂领导的这种更大的控制权使工人极度反感，滋长了对工厂的不忠，同时还由于工人“主人翁”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变成了老板的雇员。于是，使工人产生了被疏远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如果你干得不好，他要把你解雇。工人们说：“现在干活，因为是替别人打工，今天在这里干，明天不知道在哪里干，所以思想完全不一样了。这跟我们过去不一样。过去只要干着，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大家都想把这个厂弄好”。现在，工人认同感减少、情感依恋消失，生产士气下降。过去较为罕见的盗窃、破坏活动，现在在工人中间变得越来越频繁，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更谈不上所谓积极性。[1]这就是砸了“大锅饭、铁饭碗”后的真实写照。

事实还表明，砸了“大锅饭、铁饭碗”，即使用金钱与物质利益的手段来刺激也不能调动国人的积极性。对此，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后来的改革设计者以及国营企业管理层甚少意识到，重新引入奖金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使用金钱激励，可能‘损害和降低当事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他们遵守规则’，这对团体内部那些希望获得公众认可的成员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会把货币激励，视作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对彼此达成的心理契约的破坏。生活在封闭的‘单位’内部的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也不例外。”另外，还指出：“80年代以后，他们在厂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赚外快或跳槽的机会，从而在收入来源上减少了对本单位的依赖。例如在上海，工人常在周末或假日到其他单位‘干私活’。有些师傅甚至在上班期间请‘病假’，去集体小厂，特别是周边迅速成长的乡镇企业，协助安装设备或培训工人；也有人请了假，去温州做卖烟之类的小生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获利，成为‘万元户’，或者创办民营企业，成为百万富翁。过去一直为自己的‘铁饭碗’而自豪的国营企业工人，失去了往日的荣誉感和优越感。效益低下甚至破产的国营企业，对他们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1]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利益也不是灵丹妙药，也难得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就再一次从反面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才给我们的国人以荣誉感、优越感、幸福感和吸引力，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任何金钱与物质利益的刺激都不能替代的。

当然，我们全体国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的迸发也不完全都是“大锅饭、铁饭碗”作用的结果，这只是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如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确立及其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体劳动人民国家主人公地位与权力的赋予、我们党的领导及全体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表率激励作用、党长期在全体国人中坚持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只有“大锅饭、铁饭碗”这一项，其作用也是有限的。